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本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著作如林。其中，有许多著名史家辛勤耕耘而问世的一批史学名著，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准，影响了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历史进程。这些史学名著既是历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史宝库中的明珠。世纪之交，我们缅怀那些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史学家，重温他们留下的这些饱含心血之作，有助于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更好地继承优良传统，继续开拓前进，创造21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同时，这对于更多的人了解与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内容与价值亦有裨益。为此，本刊推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栏目，较系统、扼要地介绍与评论这些著作。首篇向读者介绍的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编者

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1914年赴日留学，习医。五四运动时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1919年开始发表新体诗，1921年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出版。同年与成仿吾等人组成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4年译出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此期间，郭沫若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1926年南下广州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前夕，郭沫若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声讨蒋介石，受蒋通缉。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1930年集结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并陆续推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甲、金文著作。抗战开始，郭沫若归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从事史学研究，历史剧创作和诗文写作。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名著。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被中共定为整风文件。他所编著的历史剧《屈原》、《虎符》等以及大量诗文，对鼓舞人民革命斗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他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爱国民主人士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以及诸多社会职务。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1954年出版《管子集校》。他还编著了历史剧《蔡文姬》等，并写出大量诗歌散文。1978年3月，他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闭幕式上，他发表书面讲话，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同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享年83岁。

郭沫若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仅就他的几部史学著作，略作评介。

进入近代，人们知识面扩大，视野开阔，更重要的是我国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旧史学的种种弊端，追求史学的革新。而引导中国史学进行全面革新，吸收一切有益的新史学成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史学理论著作。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郭沫若当属第一人。他1928年开始写作、1930年汇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应用唯物史观写出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可以说，这是全书的纲领，其它几篇则为具体论证。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它著作中是谈到了后两个阶段的，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至于东方则笼统地提出了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属于何种社会形态，至今还众说纷纭。郭沫若则认为是指奴隶制。

郭沫若就中国历史划分为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再加上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一致的。郭沫若的这些见解现在看来显然未尽妥善。但在当时，旧史学还在一治一乱中打圈圈，新史学还找不到社会发展的路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却以全新的思路展示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用全新的观点解释了旧史料，从新出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发掘出还很少为人注意的社会史料。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有序发展的研究成果，给中国史学带来真正的活力，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除导论外，包括四篇主要论文，它们是《周易》、《诗》、《书》、甲骨文和彝铭的个别研究。

郭沫若在古代社会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证实了中国古代有过一个奴隶制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证实西周为奴隶制社会，从此他终身未再更易。至于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则有过更改。

中国古代有无奴隶制，这在当时是一个强烈对立的争议问题，郭沫若在学术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意义十分重大。西周是不是奴隶制这在后来曾引起过长期争论，他的观点虽属一家之言，其影响却是最大的。

他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作为首篇收入《十批判书》。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学说的主要改变有两条：一是把殷代原始社会更改为奴隶制社会；二是把奴隶制的下限从东周移到秦。两条中，以第一条最重要，属于社会性质认识的改变，第二条虽也涉及社会性质，但只是在划线上斟酌游移的问题。其后划线仍有改变。郭沫若殷代奴隶社会说，是他对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重大进展。他从甲骨文中找到殷代已是农耕社会的诸多证据；发现了立长立嫡之制在殷代已有根蒂等。从甲金文的比照研究再现了井田制的原貌，并说明殷周井田制一脉相承。他对文献资料的再研究亦提出一些新见解，如《周易》为战国初年的东西；周公制礼作乐说强半为东周儒者托古改制之作等。这些都加强了他的殷周奴隶制说。

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郭沫若曾两易其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把分期界限定为东周，40年代《十批判书》中定为秦。到50年代初《奴隶制时代》一书中，确定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就是公元前475年。郭沫若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具体划线上虽有改变，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前后一致的，他始终认定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进行变革。这是历史的事实。而这种变革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和王国的发生有早有迟，在经济上各个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因此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期是比较长的，把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阶段一刀两断当然有困难。因此，他在划线问题上经过了不断探索、仔细研究的过程，他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著作都体现了他在这些方面所下的功夫，当他最后确定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说法后，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承认，成为诸说中最有力的一说。

《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是郭沫若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两者相辅相成。收入两书的文章除四篇作于30年代外，余均作于40年代。这是他在清理了古代社会经济形态之后继续从事上层建筑清理的产物，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连成一体的。早在20年代，郭沫若就发表过古代思想史的论著，此时他的思想还比较混杂。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其立论已有了质的变化，但对先秦诸子的评价依稀可以看出一些与早期前后相连的痕迹。《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从先秦古籍中析出互相渗透的各家各派的思想源流和相互关系，评价了包括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秦王嬴政等历史人物，清理了他们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他所用的方法是首先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主张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互相关系，然后再作出对他们的评价。他并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和考证一个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当时社会潮流中加以考察。这就比《先秦诸子系年》等书又深化了一层。